随着新冠疫情在英国日趋严重，英国不得不在几星期前宣布采取封锁政策，关于封锁政策下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也被越来越多地讨论。我们谈论不断增长的失业率，谈论住房危机，但更多只是从宏观财政的角度来讨论问题，并没有将其具体到人际关系的处理，比如家庭暴力问题。英国每周平均有两名女性被现任或前任伴侣杀害——但那是在采取封锁措施之前，在她们（受家庭暴力侵害的成年人绝大多数都是女性）可以自由行动的时候。现在，她们逃跑的机会更少了，受害者唯一独处的时候就是施暴者去商店购物或者是他们被允许外出锻炼的时候。

家庭暴力除了大众熟知的对受害者身体上的折磨，还包括使用不断的批评、侮辱和尖叫等进行胁迫的情感控制。施暴者让受害者在精神上疲惫不堪，以至于受害者认为她们就像她们爱的人所说的那样毫无用处。而且，重要的是，她们开始相信施暴者是在“照顾”自己。“照顾”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控制家庭财务，以至于受害者连购买自身基本用品的权利都被剥夺，这也就限制了她们逃跑的能力。更糟糕的是，东萨里郡（East Surrey）家暴服务中心(Domestic Abuse Service)的负责人米歇尔·布伦瑟姆（Michelle Blunsom）表示，以前没有使用过身体暴力的施暴者现在开始使用身体暴力了，这对受害者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关于家暴有一个可怕的术语叫“分区制（zoning）”。家暴是关起门来进行的暴力行为，很多施暴者只打受害者身体的某些部分，而这些部分的瘀伤和伤疤恰好能被衣物遮挡使得女性上班时看起来完全正常，这就叫“分区制”。这样的施暴方式对在避难所工作的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然而布伦瑟姆称，“目前更令人担忧的是，女性头部和面部受伤的情况有所增加，因为施暴者不再费心去做‘分区’，根本没人会去注意这些女人。”疫情之下这些女性不去上班，几乎没有机会告诉同事们发生了什么，也没有机会让任何人发现自己遭受家暴。

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者除了女性，还有儿童。学校关闭之后，学生们不再有一个固定的安全地带，也无法向他人谈论家里发生的事情以寻求建议和帮助。按照官方规定，被列为“弱势群体”的儿童有权在封锁期间上学，政府预测封锁期间会有20%的学生继续上学，不过实际的比例只有不到2%。

虽然封锁政策一直被历届政府看作是应对危机的一种方式，但他们从未想过真的要封锁，因此它的负面效应并没有被真正地审视过，公众也没有过多关注封锁政策对家庭暴力的影响。直到一星期前，英国内政大臣普丽蒂·帕特尔（Priti Patel）发起了一项名为You Are Not Alone的运动，并拨款200万英镑给家庭暴力求助热线，声明任何需要警方帮助的人都应该拨打999，如果找不到接线员，就按55。在短短24小时内，英国家暴求助热线接到的电话数增长了120%，家庭暴力问题由此被撕开了一角逐渐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诚然，之前英国民众对家庭暴力的关注度非常低，在帕特尔声明后求助热线需求大幅上升，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和重视家庭暴力问题。正如帕特尔所言，公众团结起来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并与此同时表达了对彼此的爱和同情；英国社会不能容忍家庭暴力，也在努力声援家庭暴力的受害者。然而，政府的措施和社会关注度的提升似乎并没有对解决问题起到多大的作用。

解决家庭暴力问题不断出现在政治任务清单上，不过看起来，政客们习惯于发表一份声明，将家庭暴力列为一个待解决的问题以表达他们对民众的关怀，却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解决方案。例如帕特尔发起的You Are Not Alone运动，不过是给予那些受到家庭暴力侵害的受害者们一个倾诉的平台，或者是给他们信心。虽然这项运动不能说对解决家庭暴力问题完全没有作用，但是受害者找到勇气拨打求助热线是一回事，在施暴者不在场的情况下找到安全空间打电话求助是另一回事，政府有安全的住所让他们搬进去又是另一回事。

布伦瑟姆和其他慈善工作者们努力与那些试图在封锁期间寻求帮助的女性取得联系，因为她们很少有独处的时间。布伦瑟姆说:“我们都知道，如果直接询问那些求助者是否受到家暴确实是最好的方法。但现在，没有哪个专业人士会直接问这个问题。”她告诉她的同事们，如果她们与受家暴的女性交谈，就不仅应该假设施暴者就在求助者的旁边，而且应该假设通话是通过免提进行的。

此外，妇女收容所多年来一直人满为患。在封锁政策出台前，平均每天晚上约有90名妇女因为收容所空间不足而被拒之门外。随着疫情的蔓延，机构里越来越多的工作人员因为自己或他们的家人生病需要隔离而无法正常工作，而封锁措施下寻求庇护的女性不断增加，于是，及时有效为受家暴女性提供住所显得非常困难。当学校这一儿童的安全保护网关闭，又缺乏积极的社会工作者去探访家庭的时候，如果地方当局担心孩子在父母的照顾下有受到严重伤害的危险，通常会寻求法院帮助将孩子转移到安全场所，令人担忧的是，封锁措施意味着法院将面临积压的听证会和审判活动，英国的司法系统是否有能力应对疫情爆发下超负荷的工作和资源不足的问题还有待商榷。对于这类案件，任何延误都可能意味着孩子们在寄养中心等待的时间要长得多。财政的吃紧让这一问题变得更加棘手。汉考克（Hancock）曾表示，政府愿意考虑为受害者提供支持是件好事，因为一旦封锁解除，问题可能会变得更糟。然而，如果政府真的想认真对待这件事，而不只是做一份临时声明，他们将不得不拿出一大笔钱来解决这一问题。

面对疫情下愈发严重的家庭暴力问题，社会各界应该立刻行动起来，而不是仅仅是嘴上说说。当前警方应该重视家暴问题并尽最大努力遏制家庭暴力事件，相应地，政府应当加大财政拨款力度。需要注意的是，一段时间的强制自我隔离可能会引发酒精、药物的滥用，这个问题经常导致警察疲于应付对社会秩序的维护。这就要求司法部门主动参与到家暴问题的解决中，要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另外，相关慈善机构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应该尽快着手进行。疫情之下，这似乎是给英国社会各界出了一个大难题。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在过去的几周里，一些非同寻常的事情正在英国发生——民众自愿接受被剥夺自由交往、去酒吧和餐馆、观看体育直播、握手、去上班等等权利。当这段集体自我克制的时期结束后，家暴受害者似乎有更多的机会告诉别人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并试图逃跑，却也正是在这段时间，这些妇女和儿童最有可能被谋杀。因为那时，所有被关起门来压抑住的东西都会被释放出来，寻求保护的高峰将会到来。我们并不希望看到，当疫情最糟糕的时期结束时，这场危机的间接受害者（家暴受害者）会使英国社会陷入另一个风暴漩涡。

总而言之，这次的新冠疫情无情地掀开了英国社会诸多由来已久的问题的遮羞布，不过，这或许也是解决家庭暴力的一个契机。

（作者简介：蔺皓明，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