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2日，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秘书处主办，上海外国语大学中英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承办的“多维视域下的中英人文交流”学术研讨会在上外松江校区举办。 与会学者就中英人文交流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气氛十分热烈 。

开展中英人文交流研究是上外英国研究的重点发展方向与战略目标，是上外英语学院积极推动区域国别研究，反哺外国语言文学的重要举措。上外中英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主任查明建教授领衔的英国研究与中英人文交流研究团队全体成员与部分校外专业人士就中英人文交流的理论发展与具体实践开展了深入具体的讨论。

中心常务副主任高健老师代表中英人文交流中心做2018年度工作总结。高健老师系统梳理了2018年我校中英人文交流的重大成果与鲜明特色，特别结合2018年教育部推动人文交流发展的具体方针，系统总结了我中心2018年的研究特色与不足之处。高健表示，通过开小而精的会议，各位研究人员共同探讨英国研究发展和中英人文交流的发展，可以进一步做好政策咨询的辅助工作。中英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将会对人文交流继续进行深度研究。

上半场研讨会的主题是多学科交叉研究与中外人文交流。 

陈琦副教授的发言主题是“中英人文交流中的穆斯林族群”。首先陈琦认为中英人文交流过程中，两国对于人文的定义有差异，中国偏文化属性，英国则偏商业属性。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到中英人文交流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为维护自身良好国际形象，那么我们必须意识到交流程度不同，对于参与者所留下的中国文化映像也不尽相同。这就涉及到中国在对外文化交流时投入产出的问题。 此外，对外文化交流时应当考虑交流对象所处的不同社会阶层背景。有针对性的设立文化交流品牌。陈琦指出，英国文化本身具有多元特性，中国应就此深入观察英国社会内部不同的文化群体，并思考如何与之进行交流。来自不同英国文化阶层和文化地域的群体，其文化心理存在差异。应当避免将英国社会文化平均化，当成一种均质单一体。在操作层面应加强与不同英国社会文化群体交流时的信息收集，建立数据库以备未来靶向型的设立特殊交流方式。

最后陈琦举了穆斯林群体来例证英国文化的多元性，指出穆斯林人口近些年迅速增长。穆斯林族群将在英国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伴随着穆斯林族裔的崛起，英国内部的文化种族主义歧视问题随之浮现。穆斯林族群的认同问题是全球化认同的缩影。 我们应加大对英国穆斯林族群的研究，从而弥补现有学术研究的不足，同时也为国家未来与英国文化交流时有所准备。

李冠杰博士的发言主题是“英国脱欧对中英人文交流的影响”。李冠杰首先回顾了英国过去2018年对华外交政策，认为英国外交政策考量的主要三个方面分别是经济，其次是 软实力，最后是政治。英国的外交政策核心指导思想是实用主义。对华外交主要目的在于经济利益，扩大中国对英投资带来的就业和经济利益，缩小对华贸易逆差额度。英国软实力在于创新，特别是在科技创新领域一直走在世界前沿，例如在智慧城市发展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政治层面则保持其长期一贯傲慢的高姿态来看待中国，继续对中国香港等内政问题进行干涉非议，横加指责。因此在政治交流层面，中英之间存在认知差异。总体而言，在外交领域，中英关系仍处于黄金时代。英国近年来也加强了与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合作。李冠杰认为，脱欧后英国会继续推行国家形象品牌，而英国会进一步加强软实力的建设，未来其软实力优势也许将在摆脱脱欧负面影响之后将再度爆发。

郭小雨博士的发言主题是“政治学视角下新时代中英共同面对的问题”。郭小雨认为，首要问题是了解中英人文交流的意义。对于中英而言，中英共同面对的是：何为中/英，何为世界的问题。首先对于中国而言，国家身份认同的塑造是融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反帝国主义反封建构造独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之中。而在新时代背景下，这一政治意识形态在某些层面正逐步失去其正当性和合法性。以延续传统为例，如何衔接革命传统和中华文明传统一直存在问题。再如随着中国逐步更加深入频繁地参与国际事务，因自身利益需要提出了“一带一路”和“西进策略”，但这与过去外交核心的维护主权理念产生了一定的矛盾。当下世界已非过去大量民族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大量的国际治理机制和各类组织已出现。其次，中国正面对着经历百年一遇大变局的世界，二战以来的世界秩序正在逐步失效瓦解。中国需要对当前世界秩序有个新的认识和理解。如何凝聚成一个统一的中国政治共同体是个重要的问题，这对于英国来说也一样。

郭小雨列举了英国历史上统一所使用的语境，及其背后的各种矛盾冲突。她指出英国历史上因其维护帝国统一政治体面临的一些特殊原因，不得不采取的多元且内部不均质的政治形态。这与当下主权国家和个人契约精神存在矛盾。而这一问题也将是中国未来必须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中英之间可以就这一问题深入讨论与沟通。

其次从传统主权国家和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中国与英国有着相似处境。英国为维持自身地位，历史上长期采取大陆均势策略来防止统一的欧洲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由于二战后世界格局的改变，世界中心转向美国，而英国逐步地位下降，沦为美欧博弈之间边缘化国家。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亦存在相当大的复杂性，双方在处理国际政治事务方面都面临着迅速发展的国际组织和国际金融经济组织的挑战。不过英国作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相对而言具备更强的博弈实力和发展空间。

最后郭小雨从英国政治思想史，宪政法治发展史的角度阐释了英帝国构建和维系的过程。她提到英帝国在多元离散的内部政治秩序背景下，其建立与苏格兰启蒙运动所推崇的商业文化密不可分。她认为综上所述，学术研究与现实问题是相辅相成，不相割裂的。这些深层次的英国内在秩序，帝国发展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能更好地帮助我们了解并理解英国文化内在的精神。

陈新华博士的主题是“英国政治学家以赛亚柏林的中国接受史”。陈新华指出，以赛亚柏林与中国情缘颇深。以赛亚柏林在中国的接受史，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裂变史。他举学者甘阳的思想观点为例，提出中国要反潮流自由主义，避免以赛亚柏林提出的自由主义在中国成为了一种教条主义式的应用。以赛亚柏林也希望自由主义者对这一主义本身要有不断的反思。 甘阳认为以赛亚柏林所代表的观点具有复杂性。特别是在自由主义在中国瓦解之后，其对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影响仍然是深远的，具有很强的思想指导性意义。

下半场研讨会的主题是中英人文交流的实践经验交流与探讨。

周小舟副教授的主题是“中英人文交流中的中英教育合作”。“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中英人文交流中的教育合作仍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基础教育阶段合作英方与中方相比投入不足，且多停留在语言培训层面，缺乏其他学科的发展。其次英国脱欧后教育产业领域面临危机，但与中国存在极大的合作交流空间。在高等教育层面英国应进一步扩大与中国交流，如设立类似学者访学交流机制。英国在中国已设立多个高校园区，但双方对于教学质量的评估体系具有差异性，可能导致学校无法为学生提供了好的教育体验。而且许多交流项目缺乏后续跟踪评估。中英双方可尝试设立联合评价体系来解决这一问题。

再者英国教育方面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例如英国的创新创意课程和人文教育理念。英国基础教育注重创新意识，分核心（core）课程（ 数学、英文等）和（foundation）课程（艺术设计、地理、历史、计算机等）。随着阶段的不同，不断加入新的课程体系，如公民课程和两性教育等。英国将整个基础教育过程分为六个阶段，各个阶段分别注重不同方面的能力，从语言、数学、到社会环境和艺术等。这些特殊课程的设置值得学习其经验。此外，英国基础教育理念深入融合人文精神，强调个体的潜能开发（如终身的自我学习能力，社交能力等）和个性化发展，而非统一模式化灌输知识。其核心在于培养个体社会化的基本互动能力，能够在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和谐良好地生存和自我发展，找寻生命意义的同时也为社会做出贡献。

最后，中国长期以来是教育输入国，随着我们自身的发展，我们也将慢慢具备教育输出的实力，但中国在这方面仍将长期处于初学阶段。总而言之应当积极扩大教育领域的国际影响力。需要对教育主权，教育理念等方面与世界其他国家不断交流磨合。

中英同传专家刘牧女士发言的主题是“中英人文交流中的现实障碍”。刘牧从自身经历出发，认为中国需要找到能让外国人接受的文化切入点。作为在英国工作多年的一线从业人员的切身体会，刘牧细细描述了各种民间交流方面具体细节性的问题。首先从文学交流层面来看，以其伦敦书展经历为例，将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作品相比较会发现，中国的文学作品与英国很多文学作品都一样有梦，这种寻找共性的方式再更能勾起对方的兴趣及深层次内心的一种共鸣感。一味割裂对立的对待中英两国的文化只会起到反作用。交流过程要寻求两方相似点，同时应加入更多民间文化元素，避免一味由政府主导。

其次交流过程中还应当注意英国内部的多元性，不同英国城市的族裔多样性是不同的，进而其社会文化结构也有内部差异性。所以应针对特定的城市来制定特别的交流方式。例如穆斯林族裔偏多的城市需考虑穆斯林文化因素。同时，中方在对英国的文化理解上也应抱有更开阔的视野，避免局限于一些传统意义上对英国文化的刻板映像，比如具有英国上层阶层代表性的一些文化符号。中方应当更注重民间普通阶层之间的相互交流。

再者中英文化交流过程在操作层面存在资金不足问题。双方的资金来源并非相同，资助力度也有差异。可能因此导致许多项目无法执行。应考虑英国方面资金和接待能力的承载力不同。而且处于英国脱欧和国内政治动荡问题，许多重要的交流渠道及项目都因英方的执政效率和内部政党利益问题而遭舍弃。因此中英双方应以可操作性为指导精神，就彼此需求和供给能力做一个深入的探讨和协商，来更好的满足实现彼此相互交流时所抱有的预期。

最后中国与英国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应考虑到双方政治文化环境不同，执政模式和能力的差异性。英国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制度问题导致很多政策存在延续性不强的问题。这使得许多长期性的文化交流项目无法展开，束缚了彼此深入长远交流的可能性。中国应对此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并及时作出自身政策制定时的一些必要调整。

刘昊博士发言主题是“英国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化外交”。从一个艺术教育工作者的切身体会出发，刘昊认为，中方在做文化教育工作推动的过程中，可以借鉴学习英国的一些经验，特别是英国伦敦作为最早提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这一理念的城市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改革手段和管理模式创新的经验。例如数据公开化，与文化推广类设施相关的城市公共空间建设等。

刘昊老师列举了伦敦文化创意产业领域发展的一些数据，认为上海作为与伦敦相当的经济文化金融领域国际性大都市，理应具备相似的水平。此外，刘昊老师还依托过往工作经历对当下的中国文化创意发展的一些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首先，国内部分文化创意政策执行存在不专业性和敷衍了事问题。一些文化创意项目的评估缺乏相关专业人员的参与，存在形式化问题。比如一些高校文化创意创新活动缺少系统化体系化的帮助，学生无法真实地参与和得到应有的收获。此外，各个行政部门的一些数据缺乏或不够公开，难以供研究参考。

其次，而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符号在中英人文交流中存在缺失，通俗性、民俗性的民间元素并未得到很好的呈现。而且一些偶然的文化元素在英国获得认可的同时，却在国内知之甚少。这不仅因为难以拿捏英方的文化接受偏好，更多的因为本身当代中国社会对于一些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特色文化元素的理解上的缺失。因此，中国在推动文化艺术创新和交流过程中也应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当下社会背景下的新解读。

最后，在挖掘自身文化元素的同时，还应当寻求合适且易于对方接受理解的表现形式来更好的促进文化交流。这就必然的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和再塑造。最终也可使我们自身的文化精神得以焕发新的青春和活力，凸显中国的特色，才能更有文化吸引力。

中外文化交流专家谭小歌女士发言的主题是“如何深化中国的微观文化形象”。首先，通过对以往企业工作的经历进行回顾，她提出了以下几点见解：1. 外国人在中国生活越久，对于中国形象的理解就越存在偏差，比如认为中国是比较攻击性，特别是针对中国周边国家2. 中国与外国交流的过程中存在问题，往往存在信息传达缺失问题。双方都无法表达清楚各自的想法3. 外国人对中国有隐形歧视。通过以往做过一份问卷调查显示，一些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最终不愿意呆在中国主要因为以下几个原因： 交流障碍，例如文化语言。外国人觉得不受欢迎。认为中国缺少文化多样性，同时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特色也不突出，更多是全球化带来的一些共通性文化特色，难以对外国人产生吸引。

其次，谭小歌指出了现阶段中外人文交流存在的诸多问题，并指出在表象、语言和精神层面，中外文化存在冲突和误解。她认为中外文化冲突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1. 表象层面，中国民俗传统等在当代社会的体现存在缺失。从现象学角度来说，很多中国社会文化传统没法体现出来，使外国人来了之后感觉中国文化相对贫瘠。2.语言层面，因为中文的语言体系过于庞大，往往中国人在表达过程中使外国人觉得含糊不清，没有直切要义。我们指向的东西很多，却无法直舒其意，使外国人无法很好理解，存在交流障碍。3.精神层面中国人认为语言仅能表达出肤浅的事物。导致中国社会对于道德的解读相对模糊，让外国人觉得中国没有很好的直观的一种非黑即白的道德观。使得他们觉得中国人缺乏道德感。这实际上是由于中国相对内敛和注重精神层面的一种内化形式的文化在与外国人交流时所造成的冲突。

最后谭小歌认为，中国应展现自己的文化自信。中国任何的文化都不能被评为糟粕，历史性的文化因素有其存在的意义，不能自己为外国人提供文化偏见元素，应先说服自己，认同自身的文化，展现自己的文化自信。语言层面应当改变现在语言教育方式，应先学会如何表达清楚自身的意图和情感，再进一步学习形式化的语言表达方式。以美国法国的文化传递形象为例，世界上文化产业创造的各种产品所投射出来的国家文化形象，并不一定真实地代表这一国家的文化状态。我们应寻找合适的形式来塑造自身的文化，凸显中国内在的文化精神。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英人文交流中心是在教育部直接领导下成立的中外人文交流研究机构。主要着力于中英人文交流研究与英国历史文化与文学艺术的研究。近年来，我校积极响应教育部关于加强国别文化与区域文化研究的号召，依托我校国家级重点学科（英语语言文学），整合全校优秀的研究资源，加强与国内外研究机构的人才交流与学术合作，积极推动校内跨学院、跨学科、跨专业的综合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中英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将会在文化领域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并为国家对外交流贡献自己的智慧。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