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再度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时，它想要重获过去数百年里所享有的那份尊重。

马修·博尔顿是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时的合伙人，也是18世纪最伟大的实业家之一。他坚定不移地认为，英国首次派大使团出使中国意义重大。“我觉得，”他在给英国东印度公司秘书詹姆斯·科布的信中写道,“把我们的产品引入世界上最广阔的市场，现在就是最佳时机。”

鉴于1793年乔治·马嘎尔尼使团出使北京这一巨大机遇，马修·博尔顿指出：“应当从我们所生产的装饰型和实用型产品中，挑选出各种样品带去中国。”通过向中国的皇帝、朝廷及百姓展示这些样品，中国人想要什么，马戛尔尼使团就能知道。然后，博尔顿建在伯明翰的各家工厂以及其他产业的朋友们，就会开始为赶制前所未闻的大订单而加班加点，这样对所有人都有益。

然而事与愿违。乾隆皇帝虽然收下了马嘎尔尼的礼物，而且还非常喜欢其中的一些物件——一艘装备有110门火炮的巨型战舰“君王”号舰艇模型，它似乎最得圣心——但乾隆只把这些视为朝贡的一部分，并非贸易。在中国朝廷的眼里，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使团出访和那些前来朝贡的朝鲜、越南使节如出一辙，是礼部赐予了他们向天朝上国统治者表达尊敬爱戴之意的机会。（理藩院负责接待亚洲内陆地区那些较为落后的外国人）

因此，对于马嘎尔尼的提议即真龙天子与国王乔治三世是平等的，乾隆皇帝一概不予接受。他声称自己对英国的礼物很满意，尽管礼物普通，但却是来自千里迢迢之外的祈求者。他并不认为，这次访问将是一种新型贸易关系的开端，而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马嘎尔尼曾请求中国开放更多的贸易口岸（东印度公司只限于在广州贸易），并且在北京设一仓库。这些请求都被断然拒绝。那时的中国与夷人在各方面都有来往，并没有像日本那样将世界拒之门外。但中国还不知道，其实那些蛮夷也有诸多借鉴之处。

回首过往，对中国而言，更为积极地参与到海外事务中去也许不失为上策。当时的中国并不知道，欧洲正蓬勃开展着一场经济、科技和文化革命，并影响着世界上其他地区。而随后崛起的殖民资本主义将是中国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马嘎尔尼所访问的中国曾一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政治实体（虽然有几个时期经历衰败和遭受侵略），也是两千年来最繁荣的经济体。但是，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所有这些都将逆转。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社会，受尽屈辱，穷困潦倒，又因国内战争与革命而变得四分五裂。

如今，尽管中国已然变为马嘎尔尼当年所希冀的那样：一个渴望拓展贸易的相对开放的市场。再借用博尔顿的话，把中国产品引入世界上最广阔的市场，过去的这二十年是最佳机遇期，它为中国带来了举世瞩目的繁荣。从购买力的角度来看，中国重获其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是势在必得。一方面，中国还有亿万人处于贫穷之中；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21世纪的国家，拥有诺曼·福斯特所设计的机场，还有闪亮的太阳能电站。中国又向月球表面发射了月球着陆探测器，希望下一步能将人送上月球。

如今的中国非常向往一些东西。总的来说，中国清楚它要的是什么。在国内，中国人民渴望经济的持续增长，领导人则希望经济发展能够带来国家稳定。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又希望重获与本国地位相称的尊重与影响力。因此中国希望维持现状——希望利于发展的各项条件持续不变——但与此同时，它又想自己有所改变。

无论如何，一方面谋划着要有所改变，另一方面又要维持原状，实在是一项进退维谷的任务。中国领导层努力控制着一个经济、社会都高速发展的中国，他们已在设法解决国内变革与稳定之间的巨大矛盾，这使得任务更为困难。

苏联在改革后解体。这一先例教给中国领导人的，不仅仅是政治改革的危险性，还有对于美国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中国渴望重新崛起，而美国则决意不让中国的崛起梦危害到自身及其盟友的利益（对于该如何回应还不清晰），综上所述，你会感到，这是一场不太明朗的对抗。

公元前221年，中国第一次实现大统一，此时的罗马正为了统治地中海西部地区而大举攻打迦太基。此后罗马日益崛起，但后来又没落下去。中国虽也经历衰落多次，但一直不断地统一。到公元220年汉代末期，统治者们已将注重社会等级制度及个人道德修养的孔子学说制度化，作为政权统治的基础。到公元7世纪的唐朝，正值穆罕默德进军麦加，而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富有、最辉煌的文明之一，其经济与军事实力令邻国相形见绌。丰厚的文化底蕴及孔子的道德准则都使得中国的卓越令世人叹服，是效仿的榜样。日本京都的布局就和公元8世纪时的长安（现在的西安）颇为相似。朝鲜人和越南人则采用汉字。一直以来，孔子的学说都是众多亚洲文化的哲学根基。就像皇帝理所当然地位于中国等级制度的顶端，中国也理所当然地处于世界之巅。

18世纪中叶，清朝皇帝通过军事上的猛烈攻势平定准噶尔部，又将西藏和突厥斯坦纳入其国家版图，中国自此进入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期。而农民生活穷困潦倒，皇室却极尽奢侈。马嘎尔尼在清代鼎盛时期来到这个国家。为了拥有财富——或许因为马嘎尔尼的傲慢与轻视，在他看来，中国并不像其统治者所想的那样会一直昌盛下去。他写道，中国只是一艘“疯狂的头等战船”，“仅以一种貌似强大的外表”威慑邻国。他还敏锐地察觉到了中国的不堪一击以及即将出现的各种问题。同时马嘎尔尼指出：“她可能会像残骸一样随流东西，最终在海岸上撞得粉碎。”

导致中国衰败及清朝覆灭的原因何在？这个问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些人会指向历史学家伊懋可提出的“高水平均衡陷阱说”。这个国家经济繁荣，劳动力低廉，行政管理高效有序，使得市场供求能够比较容易地达到平衡，因此缺乏动力投资于科技革新。其他人则提出，欧洲受益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与贸易，这促使欧洲努力提高武器制造能力并开拓新市场。美国历史学家凯恩斯·彭慕兰指出，开辟新航路，从而获得美洲廉价原料，促进了英国乃至欧洲工业化，而当时的中国则相对落后。欧洲的优势还体现在其煤炭资源分布于欧洲工业中心附近；而中国的煤炭资源往往与工厂相隔千里，时至今日这一问题还未完全解决。

近代中国没能像西方国家那样工业化，可能是以上原因中的部分或者全部，也许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中世纪时欧洲从中国学会了如何制造火药，但到了19世纪欧洲人却比中国更擅长运用火药。19世纪30年代，英国想用鸦片撬开中国市场的大门——无论之前是否喜好鸦片，它都可以让人上瘾并且一直吸食下去。为此清朝政府曾竭力禁止这种贸易；而英国政府借机发动鸦片战争并打败中国。在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中，英国攫取了香港岛，还强迫中国打开国门。中国从此进入了闭关锁国、惨遭战败、半殖民化的恶性循环。其中最为屈辱的要数19世纪90年代孱弱的中国在战争中被日本打败。大和民族的文化虽根植于中华文明，但后来的它积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还和西方列强一样有着侵略野心。中国在亚洲的中心地位就这样被窃取了。

从这以后，中国爆发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及毛泽东思想的确立和在1949年取得胜利，还有现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都是因为国家财富、国力及地位辉煌不再，也源于中国领导人和人民对重获尊重的愿望，在他们看来，这份尊重本就属于中国。

19世纪末改良派和革命派渐渐相信，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原因的一部分。为了不让殖民列强瓜分中国，他们开始摒弃一些中国文化遗产；当时很多人都坚信，救国如救己，革新文化亦如革新自己。1905年，延续了两千年的、为统治者选拔人才的科举制被废除了。不久在1911年，末代皇帝和整个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也被推翻。但是由于缺乏完善体制作为支撑，中华民国很快就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1949年，毛泽东统一中国。在一段时间里，孔子成了敌人。那时的中国制度、中国人民所创造和体现的精神文化，完全被别的思想所取代。这和欧洲人抛弃罗马法典、希腊哲学和基督教信仰如出一辙。而中国文明一直被认为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这留给中国以深刻的认同危机，现在的中国政府正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

随着发展，中国不再以昔日大国的眼光看世界，将其视为贡品的来源，而是敞开心扉去接受欧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传达的那种精神：真正平等的主权国家彼此间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各自拥有的财富和国力有所差异，绝没有任何等级划分。如今的中国必须平等地看待自己与他国。但同时，美国学者白鲁恂的话也指出：“中国只是一个文化，却伪装成一个国家”。中国是泱泱大国，又有着悠久的历史，过去的这二十年里显著发展所带来的国富民强，都促使它想要实现民族复兴。中国的领导人及人民都认为，中国的时代已经再次来临。

（蒋怡颖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为报道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