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8月初，英国新冠疫情的确诊人数已达30万人，死亡人数达到了惊人的4.6万人，高居欧洲第一。尽管疫情严重，英国仍有相当多的人在公共场合拒绝佩戴口罩。根据市场研究公司YouGov的数据显示，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英国的戴口罩的人比例最低。最新记录的数据发现，只有36％的英国人说他们在公共场合戴口罩，而在西班牙和意大利这一比例分别是83％和86％。1这不免引人猜想，戴口罩人数比例过低，或是英国疫情加速蔓延的重要原因。在人流密集的公共场合，未戴口罩的人都会成为病毒潜在的侵袭对象，并在之后将疫情传播给其他人。
（图片来源：YouGov）
近日，随着英国新冠疫情的反弹，政府终于下达了在部分公共场合强制戴口罩的指令。7月15日，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民众必须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以防止冠状病毒的传播。2英国卫生和社会保健部部长马特·汉考克（Matt Hancock）也宣布，从2020年7月24日起，民众进出商店和超市必须佩戴口罩。3然而即便如此，整个英国无论从政府层面还是民众层面上看，其对于是否需要戴口罩、应不应该戴口罩等问题始终抱有较为消极的态度。甚至在约翰逊发布指令之际，内阁部长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仍在BBC节目中表示，他认为在英国商店戴口罩不应该成为一个强制性措施,还说他会“鼓励”人们在“通风不畅的条件下戴上口罩”。4由此可见，在先前英国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口罩在防疫中的重要性一直受到忽视。即使到现在疫情反弹，强制戴口罩的命令下达时，很多人仍旧不以为然。而英国政府的态度又会进一步影响民众，导致众多英国民众出入公共场合几乎没有防护意识，大街上戴口罩的人寥寥无几。
英国人为什么不喜欢戴口罩？这一问题可以放到“西方人为何不喜欢戴口罩”的问题中理解。不难发现，西方的传统价值观，尤其是西方人推崇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使很多人持有“个人自由至上”的意识。在疫情期间，他们自然会对强制戴口罩的指令有抵触倾向。此外，在德国等欧洲国家，口罩蒙面会经常和恐怖主义等联系在一起；也有很大部分人坚持认为只有病人才需要戴口罩。不过，英国人民不爱带口罩不仅仅受制于对口罩的传统观念和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其自身的历史文化因素同样不可忽视。
英国是17世纪遭受瘟疫侵袭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自14世纪黑死病第一次袭击英国以来，此后的300多年里，欧洲大陆一直笼罩在瘟疫的阴影之下。1665-1666年的“伦敦大瘟疫”作为黑死病的又一次延续和爆发，对英国造成了无法比拟的巨大打击。在此期间，瘟疫医生在治疗、运输病人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由于每天都面临死亡的威胁，他们不得不采用特殊的装备将自己与病人隔离，于是便有了外表恐怖的鸟嘴面具。这一面具和装束最初于1630年由法国医生查尔斯·德洛姆发明。医生全身披上防油布制成的大衣，双手用巨大的手套包起来，并戴着帽子。他们把脸全藏在鸟嘴面具里，眼睛由透明的玻璃护着。面具里有棉花等填充物，可以起到起过滤空气的作用。填充物还包括一些芳香物质，包含龙涎香、蜜蜂花、留兰香叶、樟脑等等。这些物质当时被认为可以保护医师免受瘴气的侵害。可以说，戴着鸟嘴面具的瘟疫医生就是现今穿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的最初起源；而鸟嘴面具也成为了当时意义上的“口罩”。
然而，这些瘟疫医生在疫情肆虐期间照顾病人的同时，不免给当时的人们留下心理阴影。弥漫着死亡气息的社会环境、模样恐怖鸟嘴面具、死神般的黑衣装束,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将这些戴着面具的瘟疫医生与疾病、死亡、恐惧等负面标签紧密相连，让人更加忧心忡忡。鸟嘴面具也就成为了瘟疫的代名词。在伦敦大瘟疫的肆虐下，英国民众对于鸟嘴面具的心理恐惧深不可测。由此反观当下英国人民为何不愿意戴口罩的问题，不可否认，受到这一历史传统的影响，人们对于戴口罩的人和口罩本身仍然心存一定畏惧感。口罩之于常人，正如瘟医的鸟嘴面具之于当时惶恐无助的群众，是疾病和死亡的象征。而对于欧洲民众来说，口罩又源于鸟嘴面具发展而来，也被打上了不洁、威胁、感染等记号。因此，每当谈到口罩时，深藏于英国民众内心的瘟疫文化记忆，使其无法完全摆脱负面心理暗示的影响，从而对戴口罩持有抵触的态度。同受瘟疫肆虐的还有当时的意大利，瘟疫医生的形象也在意大利民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不过，意大利戴口罩的人数比例却远大于英国，除去政策因素，这很可能也和意大利面具文化有关。瘟疫结束之后，瘟疫的鸟嘴面具被审美化，制成了精美的面具艺术品，成为了舞会、展览上的常客。这对于民众缓和潜在的“口罩恐惧”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相对而言，英国并没有这样的传统，对于口罩的恐惧一直未能完全消除。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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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让英国又一次陷入疫情的漩涡。当时英国人民主要通过戴纱布口罩来防止传染。职员在工作场所带上了口罩，清洁工也戴着口罩每天给公交车消毒。但这并不意味着大部分英国民众都具有明确的戴口罩意识。当时的各类公共卫生措施主要由英国地方政府委员会发布，包括染病时自我隔离、尽量避免去往人流拥挤之地、用沾有高锰酸钾的覆盖物遮住口鼻等等。不过，当时很多指令下达时间较晚；且受到当时战争影响，国家对于生产力的需求意味着人们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牺牲自己的健康。民众在被警告疫情风险的同时，也在被催促着继续进行工作，并不可避免地聚集在人流密集之地。5此外，政府也下达指令称，纱布口罩只推荐医务人员使用。6在此情况下，民众对于口罩防疫的认识仍然十分模糊。很多人认为，除了与病患密切接触的医护人员以外，其他人无需带口罩，只有部分人（尤其是职工）具有较为明确的防范意识。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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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疫情期间戴口罩的重要性和有效性问题，政府官员和医护人员同样呈现出较为负面的态度。当时很多官员悲观情绪泛滥，抗疫积极性锐减。“我知道没有什么公共卫生措施可以阻挡流感病毒大流行。”当时地方政府委员会首席医疗官阿瑟·纽肖尔姆爵士（Sir Arthur Newsholme）感叹道。7即便是政府口中“建议佩戴纱布口罩”的医护人员，也有很多人认为口罩并非必需。“许多外科医生穿着救外套和围裙，穿戴无菌棉手套、口罩、易清洗衣物的风尚几乎消失。”8医务人员对于口罩的不重视、地方政府的绝望心态、民众对口罩防疫的模糊认知，都说明了英国应对“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时对于口罩的作用并未有一个十分清晰的认识，对于戴口罩的态度也模棱两可。这样看来，除却主观上对于口罩的潜在恐惧感，当下英国民众不爱在公共场合戴口罩，也很可能受到了客观因素的影响，即政府、医务人员对于口罩的作用及重要性并未传递出明确的信息，甚至有自相矛盾的情况，导致民众在佩戴口罩问题上犹豫不决。
回到当下新冠病毒疫情笼罩之下的英国，英国人不愿意戴口罩的问题并不简单归因于西方价值观和欧洲“蒙面禁令”等因素上。对于英国自身来说，当下英国人对于口罩的复杂态度，很大程度上也是其瘟疫历史上的应对传统所作用的结果。从“伦敦大瘟疫”和“西班牙流感”两次传染病大流行中，可以看出英国对于口罩的态度受到主观与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从主观上，瘟疫医生的鸟嘴面具与装束给民众带来了或多或少的“口罩恐惧”，人们从此习惯于将口罩与疾病、死亡、不洁等联系在一起；从客观上，“西班牙流感”在英国传播时，政府和医务人员并未就口罩的作用传达十分清晰的指令，这也导致了民众对于戴口罩一事始终存在模糊的认知。尽管当时的情况也难以和现在的英国医疗技术、知识相提并论，但不可否认这些历史传统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英国人对于口罩的文化意识，以致在当下英国疫情再次反弹时，仍能看到有很大比例的人在公共场合不戴口罩。随着约翰逊下达强制戴口罩的指令，英国民众或愈发意识到口罩在防疫中的重要作用，当走出历史传统的窠臼，认清当下抗疫防疫的关键。
（作者简介：王顾卿，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1https://yougov.co.uk/topics/international/articles-reports/2020/03/17/personal-measures-taken-avoid-covid-19
2https://www.bbc.com/news/uk-politics-53388444
3https://www.cnbc.com/2020/07/15/most-brits-just-wont-wear-face-masks-heres-why.html
4https://www.bbc.com/news/uk-politics-53388444
5 Van HARTESVELDT, FRED R. “THE DOCTORS AND THE 'FLU': THE BRITISH MEDICAL PROFESSION'S RESPONSE TO THE INFLUENZA PANDEMIC OF 1918-19.”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Review, vol. 85, no. 1/2, 2010, pp. 28–39.
6 Local Government Board, Memorandum on Prevention of Influenza (February 1919), copy in Box 4, Bundl 102-103, Addison Papers; [Editorial], B.M.J.II (November 30, 1918):620.
7 “Discussion of Influenza,”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General Reports, XII(1919):3.
8 H.S. Glasscheib, The March of Medicine: The Emergence and Triumph of Modern Medicine, trans. By Mervyn Small(New York: G.P. Putnam’s Sons, 1964), 125; F.B. Smith, The People’s Health, 1830-1910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1979), 108-09,2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