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英国人而言，2015年是非常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年份。这一年不单是英国政府换届选举的一年，更是英国人回味其光辉历史时刻的一年：这是《大宪章》签署800周年，是阿金库尔战役胜利600周年，是滑铁卢战役胜利200周年。在英国人热情纪念这些事情的背后，我们会看到一幅英国从国内走向国际的图谱，它展示了英国作为单个国家迈向现代的政治发展轨迹，体现了英国作为国际社会成员对欧洲乃至国际秩序的思考。
英国人热情纪念的三个历史事件：《大宪章》、阿金库尔战役、滑铁卢战役。图片摄于英国剑桥大学，李宏图提供。
建章立制：800年前的《大宪章》奠定了英国法治的基本架构
英国是第一个自发走上现代之路的国家。在其成长过程中，英国首先解决了长期困扰的政治权力问题，顺利处理了国王和议会、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相关权力安排和权利保护。毫无疑问，这种现代体制的确立是一个长期过程，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800年前的《大宪章》。
13世纪初的英国，国王是统治的核心力量，依法统治并未起到实质性作用。在国王约翰（1167-1216）统治初期，英国国内秩序井然。但约翰有意加强对教会的干预，试图在任命主教事务上有所作为。约翰一方面与教会势力斗争，以便加强王权；另一方面则多次对外用兵，试图收复在法国的失地。这些都需要大量的金钱作为保障，约翰便向教会人员、骑士、商人等征收重税，且其征税依据毫无理由。如果约翰对内实施高压统治、对外取得战争胜利的话，或许其臣民不会拥兵而起。然而现实情况却是约翰对外战争频频失利，这对他而言是最致命的。臣民不堪重负，也不愿忍受约翰的专断统治。1215年初，不愿再向约翰纳税的贵族在斯坦福武装起来向伦敦进军。结果约翰被困，据称其身边只有7名骑士护驾。无奈之下，约翰在泰晤士河畔的兰尼米德（Runnymede）与贵族进行谈判。
当时，审慎的贵族并未提出过分要求，他们的愿望很单纯，只是想把肆无忌惮的约翰拉回到一个合理的统治架构下。谈判最终形成了一个协定——《大宪章》，国王约翰于1215年6月15日签署了该文件，也正是这个文件奠定了英国的法治框架，贵族权利得到保障，君权得以限制。
《大宪章》
后人对《大宪章》的评论很多，休谟（DavidHume）认为，《大宪章》的条款合理缓解了封建法律的紧张性，公正地对其解释，并蕴含着法治政府的主要架构，保障了正义的公平分配和财产的自由享有。而这些都是人们原初建立政治社会的伟大目标。此外，《大宪章》对案件审判程序产生重大影响，对英国议会的建立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约翰王统治之后的英国，贵族势力有很大提升，任何想要强化王权的企图均化为泡影，绝对君主制向立宪君主制迈进，但这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如今英国人纪念这一对英国政治社会影响深远的事件，除了是它800年的老资格之外，更加看重的是其蕴含的政治精神，而这种精神在当代仍有很多人无法理解和参透。
大国对决：600年前的阿金库尔战役让英国在与法交战中威名远扬
在最初的国家间交往中，一个大国总有一个称职的对手，它不远不近，且实力相当。
600年前，英国正处在英法百年战争时期。在当时，领土和王位继承权是国与国之间斗争的主要领域，解决这些争端靠的不是大国坐下来进行谈判，而是武力征服。从一定意义上讲，武力是那个时代解决问题最有效的手段，战胜并杀死对方便拥有了对方的一切，但结果往往并不如愿，因为势均力敌且缺乏精确打击。英法百年战争耗时日久，双方的主要争端是领土问题。当时的英国君主时时刻刻想要夺回祖宗遗产，因为其先王征服者威廉原本就是法国诺曼底公爵，到国王约翰统治时期，这些在法国的领土丧失殆尽。
在英国君主中，亨利五世（1387-1422）在领土争夺上是最强势的一个，他还差点儿当上法国国王。在对法作战中，阿金库尔战役让亨利五世一战成名。1413年，25岁的亨利登基为王，时值法国内乱。次年，亨利便派使者到巴黎，声称要迎娶法王查理六世之女，并收回诺曼底、安茹、阿基坦等地的主权。法王予以拒绝，亨利便举兵进犯。
1415年8月11日，亨利挥师法国。据资料称，这次征服法国的约有2000名重装骑兵和6000名弓箭手。1415年10月25日，双方最后的决战选择在阿金库尔和特拉姆库尔森林之间的小路上，这使得法国5倍（也有6倍、10倍、20倍之说）于英国的军队丧失了数量优势。在弓箭手和重骑兵的配合下，亨利的军队击败了法国军队，法国人死亡人数大约6000人，其中包括近百名法国贵族。相比之下，英国军队的损失还不到300人。
阿金库尔战役使英王亨利名声鹊起，这场胜利的确给他带来了巨大利益。此后，亨利顺利成为法王查理六世的女婿，并逐渐迫使查理承认在其死后法国王位由亨利继承。但不幸的是，35岁的亨利突然病逝，2个月后，法王查理去世。历史就是这么偶然，亨利最终没有把法国纳入自己的名义之下。
阿金库尔战役
虽然如此，英国在大国争斗中威名远扬。
在阿金库尔战役中，武器和战略是获胜的关键。一方面，英国人在武器上占有优势，当时英国的弓箭手是一流的。班尼特（MatthewBennett）认为，当时英国长弓的射程在365米左右，要拉开它需要力气和技巧，英国国王历来注重提升弓箭手的技能，弓箭手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残酷的训练，这为英国提供了大批训练有素的弓箭手。另一方面，英国人赢得阿金库尔战役是其巧妙的战略所决定的。面对数量数倍于己的法国军队，英国人首先选择在狭窄的道路上决战，使法国军队不能全面展开攻击。在战斗过程中，弓箭手和重骑兵的战略配合得当，利用当时的地利优势击退一次次攻击的敌军。
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武器和战略始终是英国人所倚重的东西。即使在英帝国衰落后的全球撤退中，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这些因素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走向国际：200年前的滑铁卢战役使英国成为欧洲的主导者
近代以来的欧洲，因王权或王位继承问题开战的案例越来越少。据霍尔斯蒂（KaleviJ.Holsti）统计，在1715—1814年引发战争的争议问题中，排列第一位的是维护国家或帝国完整，王权争议问题排列在第八位，其权重明显下降。这是因为在欧洲走向现代的过程中，王权的力量逐步没落，民族国家成为一种取而代之的新模式，国家利益成为人们效忠的对象。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由法国革命引发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欧洲扩散开来，它颠覆了人们生活中和意识中的传统政治观念，直接危及到欧洲普遍存在的君主制。18世纪的英国正处在政治体制重构和发展阶段，英国人对君主制框架进行了改造，添加了有利于政治发展的理性因素，使国王权力最终受到议会的实质牵制，形成独特的议会制政府。但法国革命观念具有强大的震撼力，英国国内很多人（包括很多议员）支持法国革命，希望彻底对英国当时的政治架构进行变革。在法国动乱后，英国政治家的首要任务便是对内稳定政治局势，对外遏制法国革命思想传播和其军事扩张。
1793年到1815年，英法处在战争状态中，期间曾有过短暂的间歇。首相小皮特（WilliamPitt theYounger）当政时期，英国对欧陆国家的外交政策是既定的，即寻求欧洲大陆的权力平衡。法国革命爆发后，小皮特组建3次反法同盟对付法国，但均以失败告终。拿破仑指挥下的法国军队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情绪下横扫了欧陆，无人能及。但英国于1805年在特拉法加海战中击败法国舰队，巩固了其海上优势，拿破仑攻击英国本土的计划落空。
然而，英国组建同盟击败法国也并非易事，取得战争胜利仍需时日。英国先后共组建了七次反法同盟。第六次反法同盟打败了法国，拿破仑被流放。1814年9月，欧洲15国代表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会议，商讨战后欧洲秩序问题。1815年3月，拿破仑成功逃脱返回巴黎。英国再次出面组建了反法同盟，这是最后的一次，而决定这次反法同盟获胜的最后一次战役便是滑铁卢战役。
1815年6月18日，反法联军在布鲁塞尔以南的小镇滑铁卢与法军进行交战。这场战役是威灵顿公爵与拿破仑之间的战役，战斗非常惨烈。最终，英军坚守阵地等到了普鲁士援军，法军大败，自此拿破仑彻底垮台。滑铁卢战役成了整个长达十余年的拿破仑战争中的最后一战，它宣告了拿破仑时代的结束。滑铁卢战役对拿破仑而言是种惨败，对英国人而言却是种荣耀。这场战争不仅体现了英国人坚强不屈的精神，也折射出其出色的战略智慧。
滑铁卢战役后，英国认识到并坚决维护法国作为一个大国力量存在的必要性，逐步建立了大国协调的战后欧洲秩序——维也纳体系。英国人不仅打败了拿破仑，而且建立了一个有着深远影响的欧洲国际关系公法体系，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重要时刻。此后，英帝国的力量更加强大。1815年至1914年这个百年也被后人称之为英国治下的和平，这正是大英帝国最光辉的岁月。
滑铁卢
2015年，英国人大力宣扬这些纪念日期有其历史内涵。从800年前的大宪章、600年前的英法两个王国之间的战斗、200年前英国主导的欧洲国家间的战争图谱中，我们可以看出英国从弱到强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英国从国内走向国际的扩张足迹，也可以感受到英国人在政治观念上的变化印迹。
理性地看，这幅从国内走向国际的图谱给人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宪法文件、一次两国间战役、一场欧洲国家间大战，更暗示了英国人对于战后问题的处理态度和政治智慧。在贵族围困国王后，他们只是让国王签署了一份法律文件；当率军战胜法国军队后，英王并未挥师巴黎，只想通过一些约定取得法国王位；当英国联合其他欧洲国家击败革命思想高涨的法国后，它并未有过占领瓜分法国的企图，而是通过条约建立战后欧洲秩序。这一切都体现了英国人的政治审慎。此外，英国从国内走向国际的图谱也时刻向人们表明，建立一套法治体系是国际社会发展的最终选择，战争永远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后和最好方式。
（李冠杰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