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30年代，查理·巴比奇向英国政府申请资金用以研制分析机——一种早期计算机。经过十载奔走，这位当时英国顶尖的数学家和工程师最后获知，政府非但不支持他的分析机计划，还取消了对他的另一项相关研究即差数机的资助。就此，英国这一近代科学的策源地、工业革命的先驱与现代计算机的发明失之交臂。究其原因，英国的科学研究有着深厚的业余传统。从早期伦敦皇家学会开始，一种通行的观念认为：科学是对自然奥秘的探奇，只有自由而不受约束的心灵才最适合完成这一事业，政府对科学的投入与导向则不一定促进科学发展。实际上，即使在科学职业化和科技政策产生之后，关于权力与知识是何关系、政府应该有为还是无为的争论始终不绝于耳。

  但是，近二十年来，英国政府明确将科学和创新列为英国长期经济计划的核心，加大投入，锐意改革，紧锣密鼓地集中和整合科技资源。经济与社会的多重需求、国力竞争的紧迫感以及科学自身的新特点都促使这个以科学传统为荣的国家投入到一场世界科技竞赛当中。2007年，布朗政府改组教育与技能部，成立了一个新的创新、大学与技能部。该部门并提出要最大限度地利用研究基础来支持所有部门的创新，整合了原贸易与工业部和大学的科学研究资源，建立起一个开放活跃的知识经济体系。两年后，创新、大学与技能部与商务、企业与改革部合并，成立了新的商务、创新与技能部。2014年底，商务、创新和技能部制定国家科技战略，计划未来5年投资59亿英镑用于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

  英国的科技投入总量不高，2012年占GDP的1.7%，低于美国的2.8%，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2.4%，欧盟国家的2%，也低于中国的1.8%。因而，选对方向成为重点。在卓尔不群、反应灵敏、团结协作、选对地方和开放融通这五项原则指导下，英国政府选择科学与创新的具体增长点，对其进行扶持和投入。其中，卓尔不群即保持世界领先性，反应灵敏即把握最新的科技发展动态，团结协作原则对应对应科技成果转化、交叉学科发展商务、科技管理部门整合重组，选对地方指发挥技术资源集中的地缘优势，开放融通指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从吉尔伯特、哈维、波义耳和牛顿开始，英国科学家始终引领着世界科学的前沿。英国的诺贝尔奖得主人数居世界第二，在原子内部结构、宇宙起源、基因组研究、进化关系、命名学、信息技术等基础领域保持着绝对的优势地位。2012年，英国政府选定8个优先发展的领域：大数据与高能效计算、卫星与空间商用、机器人和自动系统、合成生物学、再生医学、农业科学、先进材料和纳米技术、能源及其储备。2014年又将石磨烯和量子技术作为发展重点。与此同时，英国着力建设一批世界级的研究机构。除了既有的国家物理实验室成立、卢瑟福·阿普尔顿实验室和桑格基因研究所，钻石同步加速器项目、亨利·罗伊斯先进物质研究所、哈特里计算机研究中心、能源安全与创新观测体系、国家原子用户设施、纽卡斯特老年研究中心、艾兰·图灵研究所和弗兰西斯·克里克研究所等陆续发展起来。

  针对这一较快的项目发展步伐，英国的科学评估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由各个研究委员会、学会和产业部门委员会负责对重大科研项目和重点研究机构进行评估。大学的科研质量和科研经费分配经由“英国科技评价体系”（RAE）的评价。5万5千名科学家的工作和7千个科技项目经由“研究卓越框架”（REF）的评估。2007年，研究理事会对同行评议本身进行了评估，找出这一世界通行评价体系的问题。

  相对科技投入而言，英国的科技产出较高。其人口不足世界人口的1%，科研投入只占世界总量的3%，但是英国科学家发表的论文数量却占全世界科学家发表论文总数的6%，高引用率文章占全世界的16%。

在追求世界领先性的同时，英国还致力于将本国人的聪慧用在实处。对于本国发展起来的新技术，政府牵头提高其商用价值，如超声扫描、CT扫描、MR扫描、蛋白质和DNA测序、单克隆抗体技术等。新增的“射弹器项目”扶植一批有创新活力的中小企业，令其得到良好的投资环境。在“选对地方”的原则指导下，英国政府注重发展以大学为基地的创业型环境。这样一来，大学除了研究和教育的传统职能，还发挥了发展地方经济的作用。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和牛津大学都属于这一类地方经济与研究机构、教育与创新结合的典范。英国每39个地方企业合作组织就有一个副校长级别的高校代表参加。2000年至2008年，英国有三分之一的生产率增长来自于技术创新。

  英国的科学教育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有数据显示，近五年来获得普通中等教育证书的英国人对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兴趣有所提高，越来越多的大学新生选择生物学、物理学和数学作为专业。世界前200名的大学有29所在英国。2014年底，商务、创新和技能部又宣布，将增加中学数学教师和物理教师的人数，对现有非专业中学教师进行科学训练，并提高博士后待遇。在科学传播方面，英国率先提出“公民理解科学”和“公民科学”等概念。在一些领域，良好的民间科学传统在今天的大数据时代得到了延续，例如传染病学和天文学的一些领域鼓励普通人参与研究并提供数据，参与英国生命数据库建设的普通人多达50万。

  总体而言，在国家科技战略的强力导向之下，英国的科学人才、科学机构和科学资源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重组和发展。对于英国这一科学原发国家来说，这场变革仍然免不了要与传统的分散、自由模式发生碰撞。2014年商务、创新和技能部制定的《增长计划：科学与创新》仍然要涉及17世纪60年代斯布莱特在《皇家学会史》中讨论的问题：科学是研究者个人自由的探索还是要为全社会提供简单明快的答案。因此，对于英国科学与创新的变革，我们还需观察、等待。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李文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