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民族主义”，“逆全球化”，主权问题，“欧洲一体化”
随着时间推移，英国脱欧进程已进行到了最后阶段。然而，英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谈判却并不顺利，双方在包括渔业问题在内的许多事宜上争执不休，互不退让，使谈判一度陷入停滞状态。与此同时，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对外表示，“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非常大，希望英国社会对此做好准备。在谈判前景十分
明朗的情况下，鲍里斯的发言似乎为英欧贸易的未来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近日，欧盟首席谈判官米歇尔·巴尼耶（Michel Barnier）主动打破僵局，明确提出，为促进“谈判”的重启，欧盟将在某些问题上对英国做出让步。对此，英国脱欧事务谈判官大卫·弗罗斯特（David Frost）回应，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双方将会进行更加频繁的协商。但他也认为，如果欧盟方面的谈判内容没有根本改变，那么在英国坚持目前立场的情况下，双方依然很难达成一致。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针对“将在哪些谈判领域做出重大调整”这一问题，巴尼耶仍旧没有透露任何信息1。因此，从目前的局面来看，英国与欧盟能否通过接下来的谈判达成双方认可的协议，避免出现“无协议脱欧”的结果，还未有定数。那么，造成这种困局的重大原因之一——渔业问题，在这个长期谈判的过程中对英国和欧盟，又分别意味着什么呢？
1973年，英国就以同意签署“海域共同开发”条例，作为加入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又称欧共体）的“政治筹码”，而该条例也正是随后欧盟共同渔业政策（Common Fisheries Policy，又称CFP）的前身。根据CFP规定，任何欧盟成员国均可在其他欧盟成员国的海域进行捕捞。从表面上，CFP的规定让欧盟其他国家从英国手中分走了一部分渔业收益。然而数据显示，英国渔业收入仅占其GDP的1%，为英国劳工市场所创造的就业岗位也不到2万个。但与此同时，在英国渔民能够捕捞到的水产里，有80%将用于出口，出口目的地大多为欧盟市场，除此以外，英国70%的水产进口，供应地也同样是欧盟市场2。由此可见，英国在海域共同开发中损失的利益，完全比不上其从欧盟“一体化市场”中收获的利益。在这种利益对比之下，英国要冒着失去参与“一体化市场”的机会，固守其海域“主权”的动机，则耐人寻味。
为了明晰英国在渔业问题上的行为动机，另一个值得考虑的则是促成“英国脱欧”这一事件的因素。在众多学者的观点中，“英国脱欧”这一事件的起源来自英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蔓延，也是“逆全球化”思潮的具体呈现。对于英国民众而言，“全球化”除了给他们带来许多商业机会，也给他们造成了更大的就业危机，甚至可以说，后者在英国普通工人阶级中的影响比前者更大。根据欧盟法律规定，其成员国国民均可在整个欧盟的就业市场中自由流动，而英国作为前欧盟成员国中经济繁荣程度较高，产业丰富度较好的国家，则一直是劳工“迁徙”的理想目的地之一。这就导致欧盟带来的“劳工流动”，在事实上增加了英国普通工人的就业竞争压力，甚至导致部分地区本国国民的就业率受到影响。不仅如此，在欧盟各成员国相继爆发的难民危机，也进一步导致英国“疑欧”人数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保护本国就业”和“阻止难民涌入”的呼声越来越高，“民族主义”也愈演愈烈。作为“民族主义”和“逆全球化”的后果，脱欧谈判中很难完全避免带有“民族主义”和“逆全球化”的色彩。就如同英国首相鲍里斯在提及渔业问题时，一直坚称其关乎英国“主权”，没有可退之地，也几番态度鲜明地表示欧盟不应当继续在英国内部事务上再继续“指手画脚”。
那么，英国渔业问题在哪些方面体现出其对英国政治的重要性呢？这些与英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和“逆全球化”思潮又有怎样的关系呢？首先需要明了的是，虽然英国渔业仅占其全国GDP的1%，但对于那些居住在海滨城市的渔民来说，却是相当重要的维生方式。根据美国新闻媒体《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的走访调查显示，大部分海滨城市的渔民根本无法通过日常捕捞作业积累财富，以至于很难在年老体迈之后正常退休，而他们也确实为“英国脱欧”投出了自己关键性的一票。在接受采访时，有渔民表示，自己根本不愿意看到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对欧盟做出任何让步3。因此，对于英国政府而言，忽视渔民群体中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难上加难，更不可能再像从以前一样，为了交换国家政体经济利益而枉顾渔民的经济权利。其次，海域对于一个国家，特别是英国这样的海岛国家的国防至关重要，因此渔业问题除了“渔业”本身，也自带“主权”纷争的特质。在“全球化”欣欣向荣的时代，由于“民族主义”处于弱势，社会氛围也更加开放，这使得欧盟成员国政府之间的信任度较高，互相开放海域也实属正常。但在一个“民族主义”盛行，“逆全球化”思潮迅速扩散的时代背景下，即便欧盟的成员国之间依然保持紧密合作，但这些国家是否能继续同以前一样“少有嫌隙”地开放合作，也值得打上一个问号。从历史角度看，英国几千年来一直与欧洲大陆隔海相望，海域则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英国国防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如果失去制海权，英国的“主权”必定受到“威胁”；从现实角度看，“民族主义”增加了英国对“主权”的焦虑，“逆全球化”又加重了英国对欧盟其他国家的怀疑，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想要通过回收“海域开发权”重掌“海域控制权”，就更显顺理成章。
综上所述，英国与欧盟在脱欧谈判中的根本矛盾在于实体性质和主导思潮的不同。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政体，英国对“主权”的看重理所当然，而与之相对，作为将“欧洲一体化”列入其重要目标的经济实体，欧盟则更希望成员国能在相互合作中放弃部分对“主权”的执念，以便能够在欧盟的整体框架之下进行贸易，从而进一步促进“一体化市场”的繁荣发展。除此以外，欧盟是“全球化”思潮中的产物，从诞生之初便带有“全球化”的特质，即希望消除贸易壁垒，政治壁垒，甚至是文化壁垒，但“英国脱欧”这一事件却又恰恰脱胎于“民族主义”情绪和“逆全球化”思潮，这就导致之后，英国政府的举措都无法轻易摆脱这两大因素的影响。英国与欧盟的谈判是否会有结果，取决于“民族主义”和“逆全球化”的洪流能否完全淹没近年“全球化”带来的浪潮。因而在2021年来临前，要么欧盟被迫做出原则性妥协，要么双方各退一步，或互不退让，但不管最后结果如何，“逆全球化”的时代都已正式到来。
（作者简介：李征宇，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1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20/oct/21/uk-welcomes-barnier-significant-remarks-on-unlocking-brexit-talks
2 https://www.economist.com/britain/2020/07/23/how-fisheries-could-sink-a-brexit-trade-deal
3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10/06/why-fishing-could-sink-britain-brexit-deal-with-european-union/
